那些特训教育学校真能解决网瘾、厌学、抑郁等问题吗？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标准和规范，每年会出现学生伤亡的事件，媒体会进行全方位地报道。所以从整个行业来讲，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一直都是在争议中间发展。只能逐步淘汰掉一些只以盈利为目的的、过于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和权益的学校”

 

任何一个在励铮素质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励铮”）待过几个月的学生，包括段鑫，都知道怎样才可以在这个学校里成功逃跑。这是一所宣称能对青少年叛逆、厌学、早恋、沉迷网络等问题进行行为矫治的特训学校，学生被24小时监管，自杀和逃跑是首要防范的行为。

2019年10月，在励铮的前身英高特励志培训学校（以下简称“英高特”）就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而此前一个月，该校一位李姓教官因殴打学生被湖南省湘阴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主管部门湘阴县教育局已对其下令整改。

事故频发之下，英高特的法人李铮于2019年10月29日以李科的名义成立励铮，学校地址由湖南省湘阴县岭北镇兴和村迁到湖南省湘潭市昭山示范区高峰村，在该校2020年1月份签署的一份《委托教育协议书》中，校方汇款银行账号仍然是李铮的账户。

段鑫于2018年底被父母送入英高特，后跟随校区迁移转入励铮。2020年8月20日，段鑫的妈妈和姑姑去学校看望他。第二天，姑姑给学校老师发送了一条微信，提及段鑫告知她们的一些情况——“他说这里卫生还不太好，身上有皮肤病”“学习方面很简单，基本上学的知识相当于初中级内容，他学起来很乏味”“考试时也不严格，老师给答案让学生去抄”，希望学校能够改进。8月23日凌晨，段鑫在宿舍自杀，送入医院后确认死亡。

曾经带教过他的教官梦呓（网名）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段鑫是一个严重自闭，不爱说话的小孩，当天他恳求父母带他回家，他的家长选择相信学校，拒绝了他。在旁作陪的教官看到这一幕，向上汇报，学校开始折磨段鑫。”

记者向励铮副校长屈耀华询问此事时，他表示段鑫“在校内没有受过体罚”，自杀是因为“孩子和家长沟通有问题”，“在妈妈和姑妈看他的时候，他表示想出去打工，不想上学，但他妈妈要求他必须上学，孩子可能就有一些想法，我们跟家长聊过以后，家长也能正确分析这件事的原因。”

2020年8月24日，励铮的主管部门昭山示范区宣传和教卫文旅局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令学校即日起停止对外招生，在校学生与家长沟通后尽快接返。然而，截止到发稿，校方还未将校内学生全部遣返，本刊记者致电一位在校学生的家长，对方表示，“不知道学校发生的这起事件。”

励铮学校正门

段鑫自杀之后，曾在两所学校受到不合理对待的学生，自发组织起维权群，想要重复三年前豫章书院的曝光路径，2020年7月豫章书院案件的宣判给了他们信心。在这些学生眼里，家长不是被“洗脑”了，就是对孩子怀有怨气，否则“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把自己的孩子推入深渊？”

一些家长同样感到无助：“家长管不了，回不到原来的学校，社会也没法管，因为他没犯法。也不能去工读学校，他可以去哪儿呢？”最新的数据尚未可知，但一份2009 年底由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在全国排查后得出的数据显示，彼时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人数已达115万。

实际上，工读学校除了接收政府送来的有严重不良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以外，也向社会接收轻微违法和有不良行为（如逃学旷课、打架斗殴等）的青少年，但因必须遵守“学校、家长、学生”三自愿的原则，且长期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生源日趋减少。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20号文件”）的通知，将工读学校改称专门学校，明确规定招生对象为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然而有一般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也可接入学校进行独立分班的体验式学习。截至目前，许多地方仍未出台实施细则，也有地方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创办公立专门学校。

在需求庞大而公办学校不足的情况下，民办以军事化管理加心理辅导教育为主的特训学校遍地开花，有的以“戒网瘾学校”而广为人知。由于利润空间大、缺乏行业标准，特训学校鱼龙混杂、乱象丛生，每年都有学生伤亡事件见诸媒体。

当父母决定把孩子送入这类学校时，就意味着这个家庭的问题已经无法在内部得到解决，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而普通学校无力干预，许多家长似乎只能选择特训学校。为了不使走入困境的家庭更添一层霜，特训学校该如何更具规范地发展？如果没有这类学校，孩子又该何去何从？

规训与惩罚

大多数进入特训学校的孩子，是被家长和教官以各种理由骗上车的，例如旅游、探亲、配合网警调查等等，一旦上了车，孩子就会在几位身强力壮的教官陪同下被送进学校。

郑石被带走时脑子很懵，几个人冲进他的房间，说他涉嫌网络诈骗，把他带上了车。他觉得不对劲，想跑。两个人给他戴上手铐，一左一右地贴着他坐在车厢座位。他丝毫动弹不得。

郑石读大学后开了间网店，成日在网吧包厢里经营店铺。家人以为他网瘾重，上网搜索“戒网瘾学校”，找到励铮，与其签订长达半年的委托教育协议书，在2020年除夕前两天送走了他。

励铮远离市区，位于湘潭、株洲、长沙交界地带的山村，车辆驶上进村的水泥路后，还需经过一片大湖，绕过几个村落，行驶五分钟后才能到达。学校四周围着红色高墙，里面还有一圈比围墙还高的铁皮，大门是两扇严丝合缝的实心铸铁门。

校门10米之外有一家小卖铺，老板娘称，这里原本是一所废弃学校，励铮来了以后，她重新把小店开了起来。起初她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所学校常年都关着门？后来也就习惯了，学校里面的人要买什么东西，她给送到门口，侧门里会伸出一只手把东西接走。

后来某一天晚上，郑石想要逃跑，好不容易出了大门，在夜色中先沿着村路跑，再穿过连绵的树林，跑到主干道旁边的昭山服务区，却被开车追出去的教官逮了个正着。

第一次进励铮的时候，郑石反抗激烈，教官用绳子绕着圈绑了他三天，关在禁闭室里，放话：“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出来。”郑石争辩：“你剥夺了我人身自由的权利！”对方回：“你说这个没用，谁叫你父母把你送过来？”郑石的心一下子就凉了。第二次被抓回去后，他被摁在地上，被逼说出逃跑计划和参与人员，“他们威胁我，不说的话就打死我，”郑石说。

除了逃跑风波，郑石在励铮的每一天，都过得几乎一模一样，早上5:30起床，绕着操场跑圈，之后有15分钟的时间吃早饭，上午例行军事训练，站军姿、练习队列动作。20分钟的午饭时间后是一节心理课，男女生分开上。晚饭后可以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直到回寝室睡觉。

在励铮，学生生活、学习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教官在一旁注视,上厕所需要打报告，由助教领着去，晚上教官会和学生在一个房间里睡觉。学生夜晚还要轮流值班，两小时换一班岗，教官们则轮岗巡查学生的值班情况。郑石尝试过不值班，第二天，教官当着所有学生的面，用PC（聚碳酸酯）管抽了他10下。

单一的军事训练，加上严苛的作息管理，郑石认为来到这里的学生就是花钱买罪受，“这段经历不要说帮助了我什么，就是一种长期折磨，我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不可能让人从根本上改变什么观念的。”

“就是为了让你服从。”雷尼这样总结学校里所有的规则。他读初三时，几乎不去学校，成日在家上网，2018年4月被家长送入英高特，直到9月职业高中开学前被接出来。

“学生每天晚上9点到10点之间睡觉，但教官会让学生半夜12点紧急集合，一个星期两三次。集合也没有事情，就是跑个十来圈，然后回去继续睡觉，但动作慢的人，会被加做几百个深蹲。”雷尼称。

“训练的时候，只要谁动作没做好，会被叫出去跑圈，如果反抗，还会被打。学校说是24小时监控，其实有很多死角，比如宿舍、操场旁边的小黑屋。如果一整天大家都很服从，下午就能去上心理课，轻松一会儿，否则还要在操场上训练。”雷尼回忆。

在这样的规训与惩罚之下，教官树立起权威，将“必须服从”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学生心中，他们需要保证学生在监控镜头下看上去是听话的，这会被视作“孩子正在变好”的证据，让家长相信选择这所学校是有效的。

规训与惩罚的另一个作用是产生恐惧。在校方与家长签订的《委托教育协议书》中有一个条目写着：“在甲方子女毕业离校后，甲方应将学生情况反馈给乙方，乙方须对其进行一定时间段（三年）的保质服务和指导。”意味着学生离开学校后，如果家长认为他的表现没有变好，可以再次送入学校。

“如果再次被送进来，下场会非常惨，许多孩子出去后会装一下。”但是雷尼不愿意改变，他认为自己厌学逃课都是父母和学校造成的，“他们每天打牌到12点，不管我，还要说我，认为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学校发生什么事都是我的错，和老师、同学没关系，不认错就抽我耳光。我成绩不好，但对历史感兴趣，考得分数高，班主任偏说我是抄袭的，我就不上学了。”

从英高特出来，读完职高后，雷尼再也没回过家。

7月4日，豫章书院的墙上还留有一些训诫 图 / 陈劲

“生存法则”

特训学校招收的学生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逃课、有网瘾的青少年。

在励铮《委托教育协议书》中的不良习惯一栏，列举了以下九种情形：情感冷漠，亲属沟通不良；性格孤僻，自卑自闭；奢侈消费，撒谎，偷盗；厌学，逃课，学习力差；沉迷网络、玄幻小说；早恋，情感关系混乱；同性恋倾向；打架斗殴；离家出走，夜不归宿。似乎只要是令家长头疼的问题，在这里都有解决之方。

小丽因为是跨性别者，被父母送入英高特，进行“性别扭转治疗”。她从小就幻想成为一名女孩，在23岁时，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随后和父母无休无止争吵了四年。2016年母亲节，母亲说带小丽去九寨沟旅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母亲借故离开，司机不顾她的喊叫，踩下油门，一路开到英高特。

到校后小丽面临的第一件事，是剪头发——她精心留了好几年的长发，这是她“成为”女性的标志之一。教官扔掉她所有的女装，给她换上黄绿色制服和一双男鞋，把她分配到男生宿舍，强行让她做回男生。但变性手术后的女性特征，让周围人对她议论纷纷，说她“不男不女”。

半个月后，因为小丽有大学本科文凭，学校让她担任文化课老师。“校长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当学生，二是当助教，可以免去所有的体能训练，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小丽教数学课和英语课。2016年9月28日，李铮在一所具备资质的中专学校基础上，成立湘阴县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开设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小丽又成了微机课教师。

在英高特的五个月里，校长和教导主任多次找小丽谈话，涉及跨性别问题的次数寥寥无几，更多的是问她“在学校感觉怎么样”“对父母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可能知道这个问题是改变不了的，只是我父母给钱，他们就收了，还能让我免费给他们当几个月苦力。”

小丽被要求探听学生的想法。在课堂上和宿舍里，一旦有人表露想离开或有极端行为的心思，她就要上报给教导主任。然而，她自己同样生活在监视之下。一次，她在办公室门外碰巧听到某位校领导的妻子问同办公室的老师：“小丽平时都用电脑做什么？”她才明白，为什么那个老师总盯着她的电脑屏幕看。

“但在这里当老师，你能够体验到一种在外面不可能体验到的快感，让孩子给你端洗脚水，给你洗衣服，给你按摩捶背，让他把你当祖宗一样伺候，想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人其实沉迷于这个状态，包括我。当然，我后来清醒了。”小丽称。

“在这里要想活得更舒服，就必须讨好教官和老师”，这是学生们公认的“生存法则”。梦呓就通过与教官搞好关系，当上了助教。他在大三那年的暑假，因为抽烟和挂科被送入英高特。父母给他在大学办了休学，与英高特签订了一年的委托协议。

“我一进去，就知道他想要我表现成什么样，他们有绝对的话语权，我只能做一些符合他们预期的事情来取悦他们。说白了就是要往上爬，爬到一个位置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梦呓称。

成为助教后，梦呓不用训练，而是和教官一起带训。但他也有压力，“如果没管好，我这个助教就会被撤掉。”有学生不服管教时，梦呓也会直接上手打，“学校明确说不允许揍人，但不被发现的揍人是被默许的。”这里还有其他折磨人的方式：无休止的跑圈、蹲起、鸭子步、兔子跳、平板支撑，最令人绝望的是站通宵。教官下达命令，梦呓负责监督执行。

即便如此，梦呓觉得学校里的教官也没有网上传的那样坏，那么无情，“其实教官也只是在里面工作，觉得自己是在教孩子，心理老师也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一直在做的，恐怕只有学校的高层。”

从英高特出来后，梦呓的烟瘾没能戒掉，唯一变化的是他对人的态度。“我之前比较乐于助人，但我现在会视而不见。我不想去管，因为管的话会让自己陷入泥潭，在英高特就是这样的，我也不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学生之间互相打小报告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能和任何人交心。”

梦呓只跟学校的一个教官有过深入聊天，“我会跟他说自己心里的感受，一个人好不好，一件事情是怎样的，甚至直接说出我阴暗的想法。”不过，他不会谈论学校做法是否合理，“我不敢说，那是危险话题。”

用以盈利的社会问题

英高特和励铮都是以半年为单位签订委托教育协议的，2018年，英高特半年的学费是26800元，2019年涨为30800元，励铮半年的学费也是30800元。郑石入学时，学校以他是成年人为由，多收了一万元。

被问及为什么学费这么高时，励铮副校长屈耀华回答：“24小时工作制，包孩子吃住，这是金钱能衡量的吗？有的人为了上学买学区房，花那么多钱，他们岂不是更离谱？”

高昂学费换来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军事训练和心理辅导能对学生起到什么作用呢？屈耀华说：“我们不能治好什么网瘾、叛逆，来我们学校，就是换一个环境和生活方式，让他接触到正规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如果训练没效果，为什么全国的大中小学要军训？心理辅导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决定沟通的次数，因人而异。”

据英高特和励铮的多名学生反映，学校心理老师除了在入学第一天会找他们谈话以外，基本上不会单独与他们聊天，除了上课，学生一般见不到心理老师。文化课则是另外收费的。

2017年在英高特担任过心理老师的于海向《南方人物周刊》证实了这一点：“我在英高特没有做过一次正规的心理咨询，也没看见过他们的老师做。”

于海大学时学心理学临床与咨询专业，2017年考完研后，在58同城上找兼职，看到很多特训学校招聘心理老师，只需要提供国家三级心理咨询证就可以。据他观察，在58同城上发布招聘信息的特训学校以湖南省最多，大约占到10%，他先选择了湖南宁乡的德善青少年服务中心，后来因为朋友在英高特当心理老师，也转了过去。

尽管学费高昂，但于海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元，教官的工资也差不多。学校把伙食、住宿的费用尽可能地压缩到最低。

英高特食堂的米呈黄色，洗过几道后，才能把明显的沙粒清掉，煮出来非常硬。菜式被学生戏称为“东南海”——冬瓜、南瓜、海带，除了猪皮以外，几乎没有荤腥。几十个学生住一间宿舍，睡铁架组装成的上下床，躺在上面会“咯吱咯吱”地响。

于海在英高特期间，学校共有三名心理老师，除了他和他朋友，还有心理组主任何新国。每天下午的心理课，于海负责男生班，朋友负责女生班。“我就上心理相关的课程，积极心理学、爱情心理学，想教什么教什么，领导从来不管我们上什么内容，学生也不大听，一百多个男生，坐满一整个教室，不会有什么互动。”

有时于海跟着教官出去“抓”学生入校，学校规定去的三个人里需要有一个男性心理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规定，我从头到尾就是坐在车上，也不参与抓人，也不会和孩子讲话。有一个孩子上车后一直哭，就让他哭，我能做什么呢？”

工作一个多月后，于海离开了英高特。除了条件太差之外，他更感到非常压抑，“教官会打骂学生，我能做的仅仅是，在我所在的那个房间，不让教官在我面前打。我很怀疑这里的教学和管理方式，感觉就是在骗家长的钱。其实有些孩子，比起在这里，应该去医疗机构比较好吧？”特训学校人员流动大，于海所在的那一个月，共有三名老师离开。

即使是去医疗机构，也不一定立竿见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韩俊红认为：“强行的治疗，强行的收容，不适得其反就算好的了，不要指望有更多的疗效。”

韩俊红2007年至2010年读博期间，研究网络成瘾的医学化，并在一家戒除网瘾的医疗机构做很长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他认为，网络成瘾这一概念为公众所知，与一些治疗网瘾的机构他们的言论和实践使得更多人认为网络成瘾需要得到治疗和干预，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机构就分为“医院派”和“学院派”两大类，前者以依托医院的治疗机构为主，后者以特训学校为主。

戒除网瘾的医疗机构与特训学校在人员设置上有相似之处，包括临床医生、护士、心理医生、教官和工娱拓展师，“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专业，比如说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您这儿的临床医生是网络成瘾治疗专业这个方向的大夫吗？不可能有的。”

招收的孩子也不仅仅限于沉迷网络的青少年，也包括同性恋、抑郁、自闭等各类家长认为有越轨行为的孩子。“不管它是网瘾学校、医疗机构设立的这种收容中心，这类机构的存在，客观上给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很多家长跟自己的孩子已经没法一起生活下去了，亲子关系到了很紧张的程度，他急需要有一个中介机构来接手，帮他，哪怕是临时缓冲一下，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当这类民办“中介机构”在社会上兴起，它事实上成为了很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韩俊红见过各个阶层、同样无助的家长，“不是说所有的家长都那么天真地相信这些机构，家长们的心态也很复杂。有的家长第二次把孩子送来就跟我说，‘其实我这次来不指望别的，就想让孩子在这里的作息规律一点’，这就成了目的了，孩子有孩子的创伤，家长有家长的苦恼。”

“孩子该去哪儿？”

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后，禹西突然决定不去上学了，因为不喜欢现在的学校。他初中时查出腰椎间盘突出症，中考拿不到体育科目的分数，以一分之差与理想的高中失之交臂。入学第一天，他自言自语：“我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期中考试他拿了班级第一名，得到二等奖学金，他自嘲：“我是因为考得不好才来这个学校，居然给我颁奖了。”

禹西离开学校后，父母做出了各种尝试，希望能让他重新回学校。半年后，他们觉得豫章书院是当时最后的一条路。禹西的妈妈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

不去上学后，他开始作息混乱，第四个月开始，就彻底日夜颠倒了，也不理我们，等我们睡觉了他出来找东西吃，或者把我们的一些东西搞坏掉。去看心理医生，他答应了，临出门又找各种理由不去，我和他爸爸只能去跟心理老师说他的状况。那阵子我也很焦虑，我要把他的表现写给心理老师看。元旦的时候，心理老师着急了，说心理咨询是失败的，这条路就断掉了。

我想给他尝试一下催眠，找了精神科退休的老医生做催眠师，陆陆续续做了20次，最后他差点和医生打起来，这条路也失败了。

一条一条路都断掉了。寒假前的期末考试他去考了，语数外超过班级平均分，物理考了全班第一，他们班主任就跟他父亲说，他很聪明，只要能正常上学，不用给他有什么要求，考个一本大学是没问题的，但下学期开学他去了几个星期，又不上学了。

禹西的父亲向本地最大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医生咨询，他们认为禹西不像是有精神问题，而是青春期逆反。他开始寻找矫正机构。考虑到禹西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他想找以文化补习为主的特训学校，豫章书院当时看起来是“最佳的选择”。

“豫章有正规的批文，在央视做过广告，学校的老师经常上南昌本地教育频道的节目。我们给教育局打电话，他们也为豫章书院说好话，说‘这个学校是我们批的，性质是民办的，但我们是对他进行监管的，所有的手续是合法的’。”前后考察了几个月，他们在2017年4月把禹西送进了豫章书院。

7月4日，受害者罗伟再次回到豫章书院旧址，这里已经被一所美术学校租用 图 / 陈劲

禹西父亲对豫章书院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我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在集体生活中改变好吃懒做的习气，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东西，而不是背靠家庭，丧失所有的能力。靠家庭是一时，父母不在了，怎么办呢？”

豫章书院在大多数地方安装了监控，家长可以24小时远程查看。禹西父母每天盯着学校的监控画面看，一共16个镜头，串起禹西一天大部分的生活。他们看着儿子在操场跑操，在食堂吃饭，在教室上课，在过道上排队。每天晚饭过后，8点钟左右，他们会在食堂的那一格画面中，看到学生排起长队，一个一个出列，走上前。监控照不到前面，他们不知道学生上前是在做什么。“大概是每天的表扬仪式吧？”禹西母亲猜测。

直到2017年11月，禹西从学校出来的几个月后，豫章书院被网络曝光，他们才反应过来这是每晚的“考德”，当天表现不好的学生会依次上前，被罚用戒尺抽手心。他们难以接受，入学协议上明明清楚地规定了不允许体罚学生。

家长群里讨论激烈，一部分家长认为豫章没有错：“这些孩子不上学，成天上网，跟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放任不管，很容易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等到犯罪之后，监狱里的惩戒不是更严重吗？”更多的家长迷茫，这些孩子应该去哪儿？

禹西父亲认为，豫章书院这类学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现实需求，“他们看中了这个需求，以合法的名义做了非法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欺骗。学生不愿意去上学，不管是因为什么，学校普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上学，就休学，那这类学生怎么办？封了豫章书院，是在堵，而不是疏。需要有这么一类学校，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行为矫正，让他们学会融入社会，或者返回到正常的学校。这类学校应该是公益性质的，政府应该花钱投入，这是一种社会问题。”

在争议中发展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工读学校接收的是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但实际上它也具有对不良行为青少年进行教育矫治的功能。在国办发[1987]38号文件里，对工读学校招生对象明确说明包括那些“被学校开除或自动退学、流浪在社会上的17周岁以下的青少年”。

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台，对工读学生入学方式做出调整，由原来的“经地区、县教育局和公安局共同审批，学校和街道做好家长及学生的思想工作”，变为“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以长沙市新城学校为例，接收的学生里，家长自愿送过来的占90%,相关学校送过来的占10%。大部分都是有旷课、沉迷网络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

长沙市新城学校原名“长沙市工读学校”，一度因没有生源而停止办学，2004年重新开始招生，目前是湖南省唯一一所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专门学校，每年在校学生50人至120人。据副校长周向红介绍，学校每年运营费用大约为两千万元。

2004年重办之初，新城学校的教育方式也以军事训练为主。2008年，学校开始转变思路，军训只占很小的比例。在课程设置上，文化课与活动课各占一半，文化课降低了对基础教育课程的要求，不把学生“压”在课业里，活动课涉及广泛，包括音乐课、体育课、美术课和法制教育，尽量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

学校还投入很多资金用于学生的心理辅导，组建专门的心理团队和心理辅导室，每个学生除了有成长导师以外，还有长期跟踪他心理健康的心理老师，班级每周会有一次团体辅导课。

新城学校在2010年装修时，拆除了高墙，大门改成了宽敞的通道，只以一个伸缩的栏杆限制往来车辆。周向红说：“以前我们的门是实心的、很厚的门，学校四周都是围墙，假如我们现在的配置放在原来的地方，学生都跑了。以前是着重于‘管’，现在着重于‘培育’。我们十几年前的做法是现在一些特训学校的做法，高墙，高压。”

“我们不收学费，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全是财政兜底，追求的是社会效益。”但新城学校目前生源较少，因为要遵守“学生自愿”的原则，说服一个孩子入校学习，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此外，当地政府希望学校更多地面对本地学生。

2009年，新城学校的办学成绩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层层批示下来，让各地学习它的经验。湖南省政府要求湖南的地级市在三年内都办一所同类的学校。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足够的财政实力创办学校，更多的是采取“民办公助”的做法。

岳阳市春雷学校（以下简称“春雷”）被岳阳市和汨罗市选为扶持对象，除了每年收到几百万财政拨款以外，还能从公立学校调入教师。春雷创办于2004年，是最早成立的一批民办特训学校，也是唯一一所加入全国专门教育协会的民办学校。目前学校有330名学生，80位老师。

2004年，周龙陪同邻居寻找一所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邻居是派出所所长，工作繁忙，与妻子离婚后，儿子无人教养，成日旷课去游戏厅，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抽烟喝酒，并偷盗家里的财物以满足消费。周龙发现，当时素质拓展夏令营很多，但没有一所专门为青少年提供行为矫治和教育的学校。“有市场，家庭有需要，这件事做起来也很有意义，”他因此创办了春雷。

办学多年，周龙逐渐摸索出一套专门教育的方法，其中，有两处与其他特训学校不同。首先，在管理方式上，教官不掌握管理学生的权力，只负责早上的跑操和每天一节军训课，春雷从公立学校抽调具备带班经验的班主任，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同时，每个月对学生进行匿名的民意调查，包括“老师对我好不好”“活动有没有开展”“有没有受到欺凌”，调查结果将作为教师考核的依据。即使学生犯错，教官和班主任也没有惩戒权，需要上报到德育处，德育处会在晚上将犯错学生集中起来，以背书、打扫卫生、抄经的形式进行惩罚。

其次，周龙更注重让每个孩子有一条发展的路径。“特别顽劣的孩子，会分入国防班，进行一定的行为习惯强化，保证他以后更长一段时间内，行为习惯能得到矫治；初中部适龄的孩子分入文化班，在这里可以参加中考，我们今年60个参加中考的学生里，有9个上了高中。超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分入职教部，我们开设电子商务、旅游与服务管理两个专业，让他们有一技之长，能拿到中专学历文凭，我们再帮他们去到大专或本科院校。”

2019年20号文件出台后，周龙认为这是国家更加注重专门教育的信号，但他对行业的现状仍有担忧：“我们这个行业缺乏标准和规范，每年会出现学生伤亡的事件，媒体会进行全方位地报道。所以从整个行业来讲，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一直都是在争议中间发展。只能逐步淘汰掉一些只以盈利为目的的、过于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和权益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