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帝国惨败,半殖民地化开始加剧,日本因此强大跻身列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痛定思痛,彼时朝野上下纷纷觉得应当作出改变,自命不凡的大清王国首次颁布政策,鼓励和资助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与大清一衣带水的日本,成了留学生的首选,他们认为,日本的经验可以很容易搬到大清。
几年前,张之洞曾撰写《劝学篇》对留学日本的好处大书特书,认为向日本学习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是一条终南捷径。
而日本方面,对于接收大清朝的留学生,也是乐意为之,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清国青年,就多了一份亲日力量。长此以往,必然可以对大清进行文化侵入,以便更好的控制大清。
于是,那场大战过后,大清留日学生持续增长。
那个年代,日本不仅是留学生的聚集地,还是一些政客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有些讽刺,但事实确实如此。被大清朝压迫排挤的维新人士和革命者大多匿于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异国他乡不遗余力的宣传救国理论,并通过各种刊物将思想渗透到四面八方。
那些被送到日本的留学生们,在革命的氛围中,思想渐渐脱离大清的控制,纷纷站到了清朝廷的对立面,这是那些当权者始料未及的。
1903年4月,《浙江潮》杂志发表文章,号召留日学生打破地域限制,建立统一的革命团体。国内的《苏报》也刊发文章,称邹容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国会。
于是,“同盟会”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但那时,也仅仅只是个口号,雏形都还没形成。
邹容在发起“同盟会”不久,便身陷囹圄,1903年7月,清朝廷与章太炎、邹容等人在上海租界,上演了一场朝廷和平民打官司的滑稽戏码,他们希望通过“苏报案”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章、邹二人因此名声大噪,《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合体的“章邹合刊”传播甚远,在留日学生中传阅甚广,彻底激发了留学生与清朝廷的对立情绪,同时,也成为了”同盟会“成型的催化剂。
1905年,经过两年的宣传和讨论,倾向于革命的留日学生达成了共识,要成立联合组织,以此聚集来自各省的革命力量。
随后,孙中山抵达日本,经人引荐,与流亡日本的黄兴在东京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结下了坚固的革命友谊,此后,孙中山陆续结交宋教仁、张继、汪精卫等人。
仅仅半个月后,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日的革命人士召开了一场集会,共计76人,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各个团体,这次集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他提倡各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
当时,大多数人还并不了解孙中山所提倡的民主共和,而普遍只有一个新年,那就是推翻满清统治,还有人主张改名为“反满同志会”,远见卓识的孙中山,却一再强调,不仅仅是反满排满,如果有志向一致的满人,还是可以一起共事,“同盟会”的使命是废除专制统治,创立民主共和政体。
在众人的支持下,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随后,众人填写盟书,在孙中山带领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自此,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本部设在东京。
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在国内、南洋、美洲、欧洲等地相继建立了支部,吸收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到1906年底,已经增至近1000人。
作为一个革命先行者,同盟会成功了吗?
似乎并没有,在清末人人思变的大环境下,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真正占据主流,孙中山的同盟会同样是如此。
更何况,同盟会就像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各色人等,短时间内无法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也就发挥不出组织性力量。
1906年起,同盟会在中国各地组织起义,他们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
当然,这些起义并未成功。
他们通过暴力进攻清廷官员居所的模式完成所谓的起义,在他们看来,只要搞定各地的行政高官,就必定能一呼百应,万众景从,直接取得当地的统治权。
然而,那些依靠会党的暴动,清朝廷并没有放在眼里,很多时候,甚至不用出动军队,仅仅是官员的卫队就可以轻松镇压。
拿黄花岗起义来说,那或许是同盟会筹划最久,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暴动,前期工作就做了三个月。
按照计划,起义由广州新军为主力,另选500革命党人分四路率先攻占广州。
起事当天,黄兴带队120人暴动之后,新军却并没有动静,而其他三路的革命党领导人早已逃之夭夭,这场精心准备的起义,变成了黄兴的孤军作战,很快就被镇压。
或许,这样的组织,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话说回来,没有先行者,哪有后来人。
1911年10月,武昌城的一声枪响,这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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